文/南暖喂鸽人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资产阶级改良派、无政府主义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部分右翼等，都相继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真正把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引进中国，并逐步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只是少数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先进知识分子。1919至1922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队伍。他们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具体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确定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走俄国人的路”的共同结论。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学说从日本、法国、苏俄三条主要渠道传入中国。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主要从日本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周恩来、蔡和森等五四前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欧洲有机会直接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著，观察工人运动现状。瞿秋白、张太雷等则是通过赴俄考察，出席会议，最早亲自目睹了革命后苏俄的状况，从而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则是在参加国内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对十月革命反应较迟，但到1920年夏，也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时期，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同情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然而其中只有一部分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当一部分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差别。这种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宣传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他们在“社会根本改造”问题上，主张“阶级调和”，“劳资合作”，抽象地讲“平等”、“互助”和人性，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就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书斋里的“研究对象”，根本不打算用于中国，更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挽救中国的武器，学习与应用并重，“革新”与“革心”并举，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李大钊把“阶级竞争”看作是改造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方法。他抛弃互助论的影响，率领群众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中，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把我们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毛泽东回忆说他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初步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可是这些书本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周恩来在1922年与友人的通讯中，表达了自己经历的思想斗争，“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那便是我们当相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说明，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改造中国的武器，而不是玩赏的古董，就必须使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促使世界观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第二，对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态度不同。五四时期，除了反动统治者和封建顽固派，知识分子普遍同情劳苦大众，同声呼喊“劳工神圣”。但真正关心工人阶级利益，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者，只是树立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国民党的理论家和改良派也研究劳工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但他们却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劳动群众看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戴季陶也研究和参与工人运动，其原因是唯恐工人运动被共产主义者领导而造成被动，其目的是把工人运动引导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开始对工人运动也有过模糊认识，但当他们一旦懂得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便从一般同情走向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李大钊率先深入长辛店机车厂和开滦煤矿工人中，毛泽东与湖南泥木工人、人力车夫建立友情，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机器工人工会，周恩来在欧洲经常到工人中了解情况，写出了许多报道。他们到工人和劳动群众中去是先当学生然后当先生，与工人阶级生活战斗在一起。正是这种共同战斗的经历，才使他们真正认识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才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中成长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论争中，不断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阵地。